昝涛:从奥斯曼帝国到“新奥斯曼主义”: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1)

本文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土耳其的所谓“新奥斯曼主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同时也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关系?21世纪的土耳其在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统治下发生了哪些历史性变化?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是当下的,一个是历史的。本文涉及的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关系,主要讨论的其实是历史认知和记忆这个问题,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考察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和它作为帝国遗产之间的复杂关系。

通常情况是,关注一些所谓的“热点问题”时,我们会思考或者带入到历史的视角。最近几年,土耳其不只是在中东地区,还可以说是在世界舆论的舞台上经常占据“头条”的位置。这部分地也说明了土耳其的特殊重要性,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一些特点。近期就有一些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有关系的“热点”话题。

首先是东地中海地区形势的变化。地中海形势的变化不只是指海面上,比如围绕油气资源的勘探、划分经济专属区这样的一些举动,还有周边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最近这次地中海危机的主角应该是土耳其和希腊,当然还涉及利比亚、法国、埃及、以色列、塞浦路斯等国家。如果不是受到当前全球性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在舆论上,近期的东地中海局势应该会是全球最热点的话题。土耳其和只有它认可的北塞浦路斯结成某种联盟,在油气资源丰富的东地中海地区利益争夺中表现得非常活跃,态度也非常强硬。土耳其还高调地军事介入利比亚内部冲突,表现也是非常抢眼,这跟上面说的东地中海局势,关系也很密切。

今天的土耳其,不只是北约里面陆军排名第二的军事强国,其海军力量也增长迅速,在地中海展示肌肉的土耳其,不是一个“愣头青”,而是算准了它的力量较为强大,掣肘较少。

2020年7月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土耳其政府宣布将圣索菲亚博物馆变成清真寺。这个事件对土耳其人而言是其内政,别国无权干预。我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主要是从历史记忆这个角度进行了讨论。我们知道,1453年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是载入史册的时刻。奥斯曼帝国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事实上终结了拜占廷帝国。当时的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下令把圣索菲亚大教堂改造成清真寺。对军事上的胜利者来说,他是有权利这么做的。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在1934年又通过立法将其转变成为供世人参观的博物馆。这一举措常常被解读为土耳其政府向外界(尤其是基督教西方)展现宽容、释放善意的举动,其实,当时的凯末尔政府是有一些现实因素的考量的。20世纪30年代,为了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包括希腊在内的巴尔干地区的一些国家缔结了和约。土耳其想加入进去,据说土耳其方面的谈判代表接到信息说,大概是说希望你们土耳其人在圣索菲亚问题上拿出一些“诚意”来。这暗含的意思就是,基督教世界对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象征意义还是很在意的,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精神问题。土耳其政府获悉之后,便同意了把圣索菲亚改造成博物馆。此为1934-1935年的事情,距今80多年了。博物馆也就存在了这么长时间了。

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以后,后世会赋予其多重的意义,这是一个历史上很常见的现象。当下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会被视为穆斯林世界和基督徒世界之间长期冲突的延续。但是,到目前为止,两国之间并没有爆发实质性冲突,主要还是一种舆论上的交锋,是一种“势”的较量。2020年7月24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出席了圣索菲亚博物馆86年后举行的首次礼拜,而且亲自诵读《古兰经》的部分章节作为序幕,其欲达到的庄严肃穆和神圣性效果应该是符合预期的。当时,土耳其国内有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大部分人是支持这个事情的,也有很多人现场参加了这个活动,我相信,在东欧巴尔干地区(乃至更远的基督教世界)关注者也不会很少。

当然,在这些问题之前,土耳其比较积极的外交政策涉及的是所谓“库尔德问题”。近年来,土耳其政府多次针对库尔德武装(PKK)采取跨境军事行动,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力图在叙利亚北部控制库尔德势力,建立安全区,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战略和举动,往往被解读为所谓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野心。

外界常常把土耳其的上述种种进取姿态描绘成一种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尤其是西方习惯于把今天土耳其的一些外交和地缘政治上的举动,通通归类于这种“新奥斯曼主义”。无论是在地中海油气资源问题、叙利亚问题上的争执,还是土耳其国内文化、政治上对奥斯曼帝国的怀念,都说明土耳其、希腊、阿拉伯国家以及西方国家都有着某种深刻的“奥斯曼帝国记忆”。所以,我们说奥斯曼帝国尽管已经灰飞烟灭,但是人们对它却保留和延续着复杂的记忆。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奥斯曼帝国经常被误以为是由来自内陆亚洲的游牧民族所创立的“陆上帝国”,但实际上,奥斯曼帝国在很长时期都是一个海陆复合型帝国,无论是北边的黑海,南边的地中海,还是波斯湾以东地区,奥斯曼人要么将其收入囊中,要么在那里开展海上行动。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的疆域涵盖从巴尔干、东南欧地区到小亚细亚再到阿拉伯地区和北非,地中海大部分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实际控制范围。所以我们不能把简单地把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内陆国家,还应该考虑到它在地中海地区长期的霸主地位。历史上,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东部曾拥有非常强大的海军力量,北非地区的领土主要也是靠海军的力量来维持。当然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有那个时代比较普遍的特征,就是利用海盗,但这不是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

历史上,奥斯曼人其实并不喜欢别人称呼自己为“土耳其人”。这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讲,自古以来,某个群体自己如何称呼自己(自称)和别人怎么来称呼或看待它(他称),这中间往往是有差异的。随着奥斯曼人力量逐渐发展壮大,西方人把活跃在小亚细亚地区的这些长相、语言、习俗、宗教相似的部落或者是部落联盟,都称作土耳其人(或者突厥人)。他们当然有自己的部落身份和认同,比如,奥斯曼部落的名称是来自一个叫奥斯曼的著名酋长,这往往是内亚游牧人集团命名的一种习惯,塞尔柱人这个集团的名称其实也是来自一个叫塞尔柱的著名的部落酋长。这些游牧部落都有各自的身份和认同,但自身没有一个统一的所谓“土耳其人”或者是“突厥人”的认同。外人可能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界定,比如,在波斯阿拉伯的认知里面,就会将他们统称为“突厥人”,前面讲到的欧洲人对这些游牧人的指称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的“土耳其”或“突厥”是比较泛化的一种统称,显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因此,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奥斯曼人的国家继续发展,它以后怎么自称呢?就是叫“伟大的国家”,大概有“天朝上国”的意思。奥斯曼人当然也知道波斯阿拉伯的那个认知传统,而且波斯阿拉伯这个认知传统也进入了奥斯曼的文化或历史书写中,这个对奥斯曼人是有(再)教育意义的。所以,也不能说奥斯曼人对土耳其或突厥没有认识,或者说他们完全遗忘了,他们至少也会承认自己说的语言是突厥语,但是,精英阶层、统治阶层的人还是不愿意认同“突厥”,而更喜欢自称为“奥斯曼人”。在当时,如果日常说起“土耳其人”或“突厥人”,主要是指有游牧背景的、较为不开化的那些部落人。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情况。

奥斯曼帝国统治着广袤的领土,内部有着非常多元的文化身份。体现到奥斯曼帝国君主的称号上就有很多,跟伊斯兰有关的“加齐”(字面意思是为信仰而战的武士),跟中东地区历史传统有关的“苏丹”,然后,还有跟内陆亚洲有关系的“汗”或“可汗”,跟波斯有关的“帕迪夏”(意思是“大王”),还有跟欧洲传统有关的“凯撒”等。当然跟穆斯林关系最密切的,是在16世纪初征服了阿拉伯地区以后获得的“哈里发”(指的是先知的继承人的意思)这个头衔,一直延续到1924年。

所以,仅仅从这些表面的现象就可以看得出来,奥斯曼帝国是一份非常复杂的遗产。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著名专家哈里勒·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ık)打过一个比方,说奥斯曼帝国就像一把伞,伞下面罩着一群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以及次级政治体,奥斯曼帝国作为一把伞,苏丹就是这个伞的顶尖,维系帝国需要的就是对苏丹的效忠。这个帝国是建立在多族群、多文化、多宗教的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当然就建立在理想意义上的“一族一国”,但实际上当然很难完全做到。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是多元的,所以说,很多时候都是通过“间接统治”来维持帝国的运转。

从国家的人口构成来看,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最初两百多年里,是非穆斯林占据多数地位。即使是16世纪初征服阿拉伯地区以后,穆斯林人数大幅增加,也可能就占到帝国六成多。也就是说,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比例几乎是相当的,在大部分时间里穆斯林没有占据一个非常绝对的优势。奥斯曼帝国刚建国时穆斯林的人口就更少了,因此需要想一些办法来汲取基督徒的人力资源。

有一个饱受争议的制度“德武舍迈”(devşirme,本义为“征召”),简单来说就是从基督徒生活的边远农村征召主要是10岁到15岁左右的男孩,这些人被送到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大部分成为禁卫军的一员,极少数出类拔萃者,经过一个严格且长期的教育,最终会成为帝国大员,当然他们都皈依伊斯兰教了,这就是所谓的“奴官制”。

此外,在奥斯曼帝国的后宫里面,实际上大量都是奴隶出身的甚至是从奴隶市场购买来的不同民族的女性(主要是白人)。到后来奥斯曼帝国的皇帝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婚姻的,他的后宫有大量的女性,可以说都是他们的生育工具,而没有真正的婚姻。像苏雷曼大帝和许蕾姆正式举行婚礼、结婚这种事,都算非常特殊的事情。

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就是所谓的“米勒特制度”(Milet system)。一般认为,米勒特制度就是伊斯兰国家赋予疆域内不同宗教团体以较大自治权的一种制度安排,学界对所谓“米勒特制度”问题曾经有很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以前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制度设计意义上的“米勒特制度”,只有一些临时性的安排;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尽管可能没有明确地设计一种叫作“米勒特制度”的体制,但在实践中,又的确存在给予非穆斯林宗教共同体较大自治权的做法,而这是奥斯曼帝国内部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帝国要统治这么一个国土广袤、文化多元、人口构成复杂的帝国,就必须倚重已有的传统,实行某种“因俗而治”,才能最大程度地节约管理和行政成本。

到了近代,形势就出现了新的变化,19世纪“坦齐马特”(Tanzimat)改革时代的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考虑给予国内所有民众平等的地位(公民权)。这个当然是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同时也是一种外交上应付列强干预其内政的一种姿态或策略。这种平权主义的改革之精神被称为“奥斯曼主义”,即奥斯曼人想打造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奥斯曼国家,整个国家无论你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不论你是哪个民族、哪个族群或哪个教派的人,在奥斯曼国民这个公民身份的意义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可以说,这是一种建立现代公民权的国族主义,这个努力方向是值得肯定的。这可以视作奥斯曼国家要把自己整合成一个像西欧式的近代民族国家所做出的努力,但遗憾的是最终并没有成功。

奥斯曼主义的改革之所以没有挽救帝国,究其原因主要是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外部列强的干涉。在构建一个新型的、基于平等公民权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努力失败后,奥斯曼帝国最终是被民族主义严重削弱的,它以往统治的领土上出现了一系列的民族国家。希腊在19世纪上半叶率先独立,后来巴尔干地区的不同基督教民族都陆陆续续获得了自治或者独立的地位。

到20世纪初,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了,之后,也就是一战中奥斯曼帝国失败后,就出现了讲土耳其语的这些人的民族自决问题。这样的一个简单回顾使我们发现,对奥斯曼帝国来讲,实际上是所有的原先属于帝国的民族最终都抛弃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可能是这其中的最后一拨,只是到最后,土耳其人也抛弃了奥斯曼帝国。因此,才会出现下面我们将提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对待帝国的那样一种认知和态度。(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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