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br——帕维奇的小说杰作

终结于君士坦丁堡的这个故事,始于1797年拿破仑的军队征服威尼斯的时期,奥普伊奇打死了奥地利军队中的神枪手:泰奈茨基。他俩都是塞尔维亚人。他俩的儿子也都是军人。

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从小跟随父亲远征,在法国军营里长大,每隔十年见识一次战争;他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秘密的渴望,在欧亚大陆之间、巴尔干的没落帝国里、在新生而真实但又与自己民族无关的各国敌人面前,迷茫的他“力求促使自己的生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泰奈茨基的女儿耶丽赛纳热爱打了败仗的父亲,痛恨投奔奥地利军队的哥哥帕纳,也恨弟弟马卡里耶——本来继承的是铸钟工厂,现在却为奥地利军队制造武器配件。1813年,为奥地利效劳的帕纳一心为父报仇,既要奥普伊奇的女儿的贞操,也要奥普伊奇的儿子的命。索福洛尼耶战败负伤,被倒吊在树上,却被耶丽赛纳救下,养伤时大彻大悟……他的灵魂见到了肉身的死亡和重生,痊愈后,他和散发蜜桃香气的耶丽赛纳陷入爱河,远离战争,再听从渴望,追随父亲,来到君士坦丁堡……

闪烁在世家恩怨表层的是马刀、提灯、刀鞘和长枪——是刀光血影;而沉浮在表象之下的是欲望和生养,拉斯蒂娜,约瓦娜、杜尼娅、耶丽赛纳……这些童话或神话中才有的女人让血脉明暗交融,让世族爱恨在民族胜败的波动中渐隐渐退。

故事里洞悉真相的人物,都不是寻常人:三死而不死的吸血鬼,伪装成铁匠和骑兵的魔鬼,以及拥有灵魂和肉体的双性别的第三种女人——

“第三种女人不遵守在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世代交替的法则,因为那是属于男性物种的行为准则”。

“人类永远十七岁。民族是个永恒不变的孩子,它一直在成长,而它的语言、精神、记忆、甚至它的未来,对于它来说就像衣服,总会显得过于窄小。语言呢?……在梦里,我们全都说一种语言,属于我们所有人——活人和死者的唯一一种了不起的原初语言……所以,战争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逆历史的潮流而行?任何谋杀终归都是一种自杀。”

——只有他们能超越暂时的胜败,看清人类的局限:“我们不过是平庸的乌合之众。你可以教一个人怎么把军刀耍得快过餐叉,但教人仇恨却需要耗掉数代人。仇恨是一种天赋,就像美妙的嗓音。天赋比任何军刀都危险。”

每一句瑰丽如梦的描述都隐藏着这位塞尔维亚作家沉积一生、乃至几世的见识,故事褶皱里的信息量极多。有些重要的话,作家会让配角讲。伊斯坦布尔

只出现一次的隐士讲得清胜利者和战败者的后代的不同命运,却无法理解奥普伊奇、泰奈茨基父子两代塞尔维亚人都为外国人效劳。作家并没有挑明缘由,只是让老奥普伊奇告诉大家,为了那些待在塞尔维亚、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者能够买到火药,他把自己为法国人效劳所挣到的酬金统统送给了他们……但他的苦心无人能懂,连儿子都身在局外——“我原以为你会问我们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何时才能让自己解脱苦难,可你想知道的却只是晚餐。”

这样的故事,是为塞尔维亚写的。帕维奇的一生(1929-2009)刚好经历了南斯拉夫从王国到社会主义共和国、再解体的整个过程,但无论怎样,他首先是,也最终是塞尔维亚人。创作《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的时候,曾有六个加盟共和国的南斯拉夫已解体。解体之后,夹缝中的塞尔维亚举步维艰,左右为难,恰恰呼应了这个虚构故事中的局势:法兰西和奥地利,象征了塞尔维亚在两种强权强势之间的选择;最后之恋,则象征着南斯拉夫曾经有过的和平团结,一旦相恋,就已走到消弭的终点,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bkltouch.com/,伊斯坦布尔正是这个国家、这些民族千年未解的悲凉的矛盾。

这片土地上的成败轮转过于频繁,今天随这方战胜,明天却不得不臣服于战败方,塞尔维亚人心中的胜败就是如此复杂。在夸张的故事表层之上,帕维奇用近乎童话的笔调消解了荒诞,时间轴却紧扣现实中的历史,点明了第一战是在拿破仑军队夺取威尼斯的时候(1797),第二战预示着拿破仑的大败(1813),反抗土耳其的塞尔维亚起义也受到牵连,先是失去最大的支持者(法兰西),短暂的独立政权瓦解,再接受奥地利和俄罗斯(法兰西昔日的敌人)的支持,于1817年获得高度自治的起义成果。

小说是开放的,恰如历史和现实向未来开放。老奥普伊奇消失了,但别的人都将继续生活在塞尔维亚,这就给阅读者带来了无尽的联想……

“我们处在一种阅读方式的终结点上。发生危机的是我们阅读小说的方式,而非小说本身。处在危机中的是那种单行道式的小说。一些别的东西当然也处在危机之中,那便是小说的图像视野。”这是帕维奇发表于1998年美国《当代小说评论》中的文学观点,那时,《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的英文版刚刚问世。

书籍确实在危机状态,如今小说的贩卖需要设计、新媒体、衍生产品的联合推动,似乎,才能引起大众足够的注意力。2016年《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中文版面世,费了一番苦心做了礼盒套装,附送一副塔罗牌,期望多少能改变读者阅读小说的方式,拓宽小说的图像视野。

事实上,二十世纪晚期的欧美小说家一直在探索小说的新形式,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埃柯的《傅科摆》都是最好的例证。要说纸牌小说,法国新小说家马克·萨波塔曾于1962年出版《作品第一号》,小说段落好像写在大张扑克牌背面,整本书没有装订,可以像打牌一样洗乱,重新组合,人物关系相对简单,与此相比,无论从情节、寓意、语言或整体完成度来说,1994年的史上第二本纸牌小说《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都让人拍案叫绝——

三组牌,各七张,每一张牌对应一个人物的一段故事,根据塔罗牌上的形象(魔法师、女皇、恋人、战车……)为线索组织起来的章节天然地具有魅惑、神秘的寓意。据说也可以穿插,洗牌,像一千零一夜的纸牌版,组合仿佛无穷无尽,让每一次塔罗牌算命都成为描述、预言及寓言的精彩表演——试想你用塔罗牌摆出今天的命运,阅读相应的章节,记住人物的语言,会不会脑洞大开,解读出潜伏在命运深处、超出个人体验、却忠诚反映人性的启示?

帕维奇是一位想象力惊人的文学大师,他的前卫表现在崭新、精致的小说形式上,甚至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期待数字化写作,并认定这部塔罗牌小说“很容易被想象成、实现为视频游戏的小说”。因而,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个生命力旺盛、通达几百年的故事能借由不同媒介流传下去,更期待帕维奇的创作精神借由杰作传播到中文写作世界,用不拘一格的小说包容民族性的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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